潘巍峻在发布会现场 黄海华摄
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
如果科学研究要做30年，在起点处，应该做什么？潘巍峻至今都很感念，从2012年初回国到7月建立独立研究组的那段日子，当时36岁的他每天都在思考这个问题，经常辗转反侧。
渐渐地，“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”这一想法越来越清晰。在任由想象力信马由缰时，他想到生命是个过程，有着许多纷繁复杂的现象，究竟哪些是源头性问题呢？人的一辈子和干细胞分化过程很相像，小的时候虽然什么都不会，但就像干细胞一样未来有着许多可能，长大后扮演一个社会角色，就像造血干细胞分化变成不同的血液细胞。然而，造血干细胞的归巢，尽管作为一个基本概念被提出已超过半个世纪，国际上许多实验室也为之探寻过，却始终没有解析出个中机制。面对这一科学难题，潘巍峻跃跃欲试。要想看到不一样的东西，就要在活体内做细胞生物学研究，优化或者打破原有的研究体系。
“我之前的研究并不涉及这个领域。”潘巍峻早年的研究方向偏重细胞信号转导的分子机制研究，后期涉猎遗传学和血管生物学研究，对于造血干细胞他是个“门外汉”。 也许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吧，潘巍峻踌躇满志地开启了这一课题。从一开始，他就构划要有一个宏观的研究视野，这也是有别于“从局部来推测整体”的国外实验室最大的不同。
事非躬亲不知难，但他没有想到会这么难。用什么成像手段来解析归巢过程，需要大量对照和重复实验，这就用了一年半时间。“当时，并不知道前路在何方，有时也怀疑自己是否胆子太大了。”失败，却接踵而至。2014年，由于建立成像系统时没有考虑到光毒性，产生了一些假象，潘巍峻总觉得有些什么不对劲，挣扎了三、四个月，最后下定决心优化成像条件。
转机出现在2015年初，他们第一次在活体内观察到了造血干细胞的行为，眼前的景象“非常生动”，令整个团队为之振奋，经仔细研究后发现和文献里描述的假设大不一样，这让他们更加欣喜。又经历了3年的不懈努力，2017年末他们把论文投给国际顶尖学术期刊《自然》，从投稿到接收仅用了6个月。
3个月差不多干了一年半的活
6个月的背后，是这支平均年龄27.2岁的团队长达6年的努力。实验最紧张的时候，潘巍峻和这项工作的核心攻关小组（博士研究生李丹彤、薛文志和李美）每天只睡4到6个小时，很多时候就连走路也在积极思索和规划。在国外做博士后工作时，他和父母每周一次视频通话，雷打不动，回到家乡上海后因为忙碌反而见面少了。
潘巍峻研究员及其核心研究团队（后排从左向右为此项研究成果的共同第一作者李美、李丹彤、薛文志。）
“黄色纸条写着鱼的出生日期，红色纸条表明可多喂食，白色纸条是做实验的情况。”解放日报·上观新闻记者跟着潘巍峻走进斑马鱼实验平台，听他如数家珍。平台搭建之初，潘巍峻也和学生们一道喂食、清洗鱼缸，只要有新的实验“开张”，他总是亲自给学生做示范。该研究涉及多个学科，潘巍峻就带着学生广泛地学习文献和专业知识，或从有经验的实验室从头学起。
“我经常鼓励学生和我讨论问题，这时候往往会碰撞出思维的火花。”潘巍峻特意把自己的办工桌设计成了会议桌，经常在这里和学生们进行“头脑风暴”。今年春节前，论文需要补充一些实验，三位第一作者都向潘巍峻表示，春节就在实验室里过。由于要捕捉细胞分裂的精细化过程，往往需连续观察十多个小时，学生们有时盯到凌晨6点还舍不得回去休息，因为早晨8点还有其他实验需要做。“这个阶段，我们用3个月差不多干了之前一年半的活。”
除了造血干细胞归巢课题，潘巍峻手头上的其他课题，也都和疾病有关，比如血管退化问题。“很多人在研究血管新生，但很少有人研究血管退化。我们拿了纳税人的钱做研究，既要为生命科学提供理论基础，也应该优先选择那些和人类健康有关的课题。”在他看来，不同学科之间，不应有太多的边界，关键是要找寻有价值的最基本的科学问题。
“我很庆幸自己在上海找到了最好的发展平台。”潘巍峻感慨地说，其实在国外申请研究经费并不轻松，需要牵扯很多时间和精力，而他的实验室刚起步时就得到了支持，在最困难的2014年，他得到了上海市科委基础重点项目的支持，到了2016年关键阶段，他又得到了中科院“细胞命运可塑性的分子基础与调控”战略先导计划的支持，“正是有了这些支持，我才能没有后顾之忧地去探寻科学问题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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